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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4-07-13 访问:57次 作者:admin

在周代婚礼的六个主要仪式节

殿试题目共十道,如下:

一问:戊不学孙吴,丁诘之,曰顾方略如何尔。

二问:丙为令长,无治声,丁言其非百里才。壬曰君子不器,岂以小大为异哉。

三问:私有甲弩,乃首云止槊一张,重轻不同,若为科处。

四问:丁出见癸缧系于路,解左骖赎之,归不谢而入,癸请绝。

五问:甲与乙隔水将战,有司请逮其未半济而击之,甲曰不可。及阵,甲大败,或让之,甲不服。

六问:应受复除而不给,不应受而给者,及其小徭役者,各当何罪?

七问:乙用牛衅钟,牵引过堂下,甲见其觳觫,以羊易之。或谓之曰:见牛不见羊。

八问:官物有印封,不请所由官司,而主典擅开者,合当何罪?

九问:庚请复乡饮酒之礼,辛曰古礼不相沿袭。庚曰澄源则流清。

十问:死罪囚,家无周亲,上请,敕许充侍。若逢恩赦,合免死否?

其实,从这十问中可以看出,每一个问题都更贴近实际,这样更能考出士子为官后处理实际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考的是他们的行政能力,就跟我们现在公务员面试一样,给出一些场景,让应试者现场给出自己的答案一样,一来可以考察考生的临场应变能力,二来考察考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来考察考生语言组织能力。

比如,第八问中,就是说盖有官印物品,如果不经过上一级领导同意,主典私自拆开的话,犯了什么罪?

什么通四海?

天圣八年,宋仁宗设“书判拔萃科”。通过层层选拔,有八个人来到殿试这一关,“应书判拔萃科者凡八人”,“仁宗皇帝御崇政殿试之。”

殿试题目共十道,“问题十通”。

一问:戊不学孙吴,丁诘之,曰顾方略如何尔。

二问:丙为令长,无治声,丁言其非百里才。壬曰君子不器,岂以小大为异哉。

三问:私有甲弩,乃首云止槊一张,重轻不同,若为科处。

四问:丁出见癸缧系于路,解左骖赎之,归不谢而入,癸请绝。

五问:甲与乙隔水将战,有司请逮其未半济而击之,甲曰不可。及阵,甲大败,或让之,甲不服。

六问:应受复除而不给,不应受而给者,及其小徭役者,各当何罪?

七问:乙用牛衅钟,牵引过堂下,甲见其觳觫,以羊易之。或谓之曰:见牛不见羊。

八问:官物有印封,不请所由官司,而主典擅开者,合当何罪?

九问:庚请复乡饮酒之礼,辛曰古礼不相沿袭。庚曰澄源则流清。

十问:死罪囚,家无周亲,上请,敕许充侍。若逢恩赦,合免死否?

这“问题十通”与诗赋相比,更能考出士子的实际能力,“皆以民事试之也”。

这十个题目都是很实际的问题,考验士子为官后处理实际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考的是他们的行政能力。

最终,这八个人中,“中选者六人”,其中有余靖,尹师鲁,毛子仁,李敦裕。

宋仁宗新设的“书判拔萃科”其实由来已久,考的是经义、时政、案件等分析。它是一种破格栓选制度,选人的范围针对的是已有官身的官员。

天圣八年这十道殿试题目即便放到今天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不读死书,联系实际才是读书为官的基本素养。

新华全媒+丨杭州亚运会火种采集地,为什么选这里?

6月15日是杭州亚运会倒计时100天

杭州亚运会火种采集仪式也将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举行

这是2022年7月6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拍摄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良渚,意为美丽的水中之洲

良渚是现今杭州市余杭区的一个地名

地处天目山东麓河网纵横的平原地带

为什么一场亚洲体育盛会的重要仪式选在这里举行呢?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

通过几十年的考古发现,这里向世人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

一个以稻作农业为支撑、具有统一信仰的早期区域性国家

良渚人在水利、稻作、制木、制陶、纺织等领域的建树

以及高超的制玉工艺

无不为后世惊叹并继承发扬

拼版照片:这是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上排左起)黑陶器、玉琮、木屐、(下排左起)漆器、陶片和玉璧。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

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序列中影响广泛

在它消亡多年后

人们依然能在中原、西北甚至岭南等地的考古遗迹中

发现其传播的印记

2019年7月6日,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成为举世公认的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圣地

不仅杭州亚运会的火种采集仪式选在良渚古城遗址

杭州亚运会、亚残会的火炬、吉祥物和部分场馆的设计灵感

也都来自良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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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设计

杭州亚运会火炬,名为“薪火”(图片来自杭州亚运会官网)

出火口设计来自“琮”最早的甲骨文字形,寓意“光在内周而复始”

炬冠,以玉琮语意为特征,方圆相融,昂然而立

火炬造型自下而上“生长”,整体高730毫米,净重1200克。炬基,以八条水脉为文明之脉,代表浙江八大水系;炬身,以良渚螺旋纹为演化,形似指纹,自然交织,精致细密;炬冠,以玉琮语意为特征,方圆相融,昂然而立;出火口设计源自“琮”最早的甲骨文字形,寓意“光在内周而复始”;整体轮廓曲线犹如手握薪柴,在动静之中迸发出由外向融合的运动员力量感和汇聚态势。

“薪火”,寓意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火炬以玉琮为表征,以人文历史和山川风物为主干,既是对中华文化的致敬和传承,也向世界展示了真实、立体、全面的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使中华文明圣地闪耀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杭州亚残运会火炬,名为“桂冠”(图片来自杭州亚运会官网)

“桂冠”火炬设计细节图(图片来自杭州亚运会官网)

“桂冠”设计思想,源自良渚玉琮和杭州市花——桂花,尊良渚玉琮其为文化本源,礼通天地,道贯古今;以杭城桂花的芳香四溢,寓意阳光、和谐、自强、共享的办赛理念。火炬造型提炼“琮”为核心语义,显承上启下态势:向上共生,点滴星光迸涌金桂华浪,铸就炬冠;向下延伸,绵长文脉散发智慧之光,汇成炬基;顶部以双层镂空金属的火口设计,保障轻量化与安全性,火焰强健稳定。

火炬设计中多次出现的“琮”,是良渚文化的重要一环

这是由浙江良渚博物馆收藏的良渚文化玉琮(2014年8月9日摄)。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摄

良渚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玉琮的数量尤其庞大。玉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对于其意义有多种解释,如象征着天圆地方,为祭祀礼仪用器等等。“器以藏礼 礼以行义” 良渚以玉礼器系统来维系政权稳定和社会发展,成为中华礼制文明的先声。

运用玉琮为设计灵感的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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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物设计

杭州亚运会吉祥物之一:琮琮

“琮琮”以机器人的造型代表世界遗产良渚古城遗址,名字源于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的代表性文物玉琮,全身以源自大地、象征丰收的黄色为主色调,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意寓“不畏艰险、超越自我”。

神人兽面纹效果图(图片来自纪录片《良渚文明》)

良渚文化反山墓地出土的玉琮上精雕细刻的羽冠方面人和环眼獠牙兽合体的图像通常被称作“神人兽面”图像。良渚遗址群范围内的最高等级玉器上常见这样的完整图像,被称作良渚文化的“神徽” 。

亚残运会吉祥物“飞飞”(图片来自杭州亚运会官网)

“亚残运会吉祥物“飞飞”的设计灵感源自良渚文化中“神鸟”的形象,她身上融合了杭州历史人文和科技创新,也承载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企盼。“神鸟”在中国有着传递佳音的传说,她也是文化和幸福的使者。

“飞飞”双翼延续到脸颊上的是良渚文化标志纹,扬起的翅膀展现了力的美感。鸟冠上的“i”字代表“intelligence”,是智能、智慧的象征,也体现了杭州这座互联网城市的特征,在运动、开心时会发出蓝色的光芒。胸前45个点组成的环形象征着亚洲残奥委会各成员欢乐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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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设计

这是拱墅运河公园体育馆(无人机照片)。这里是杭州2022年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和霹雳舞项目比赛场地。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作为杭州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场地,该馆建筑造型取自良渚文化的“玉琮”,外立面色彩和亚运吉祥物“琮琮”一致,采用黄色阳极氧化铝和斜交网格玻璃幕墙构成。场馆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米,分为三层,地下一层,地上二层,共设约7000个观众席。

为了在项目施工中实现“玉琮”的造型设计,运河亚运公园项目负责人吴明喜说,整个场馆里面没有一根柱子,外墙采用钢结构的外框架,屋面则采用的是球形网架结构。屋面钢架最长跨度约130米,比赛场地跨度约90米,共计15个单元,4201根杆件,网架部分570吨,总用钢量2500吨。上部为空间网架结构、下部为单层变曲面弯扭斜交网格结构,设计造型复杂,施工难度大。

这是2021年11月9日在大运河亚运公园拍摄的“国球中心”体育馆内景。这里是杭州2022年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和霹雳舞项目比赛场地。

良渚文明始兴东南、鼎盛一时、存续千年

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

良渚文明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融合发展的历程有了更为丰富的阐释

今天,第19届亚运会的圣火即将在这里点燃

杭州正在张开双臂迎接八方来客

再过100天,亚运之光将照亮西子湖畔

编辑:丁旭、李莹、白雪飞、贺长山

文案参考来源: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官方网站、中国历史研究网、中国考古博物馆网站、故宫博物院网站、纪录片《良渚文明》

浙江基层治理观察:民众身边事 如何被重视?

斗潭未来社区一景。中新社记者 董易鑫 摄

中新网衢州7月23日电(张斌 董易鑫 王舒怡)“家里是双职工,放暑假没空照顾孩子”“楼上有人跳绳,动静太大扰民”……近日,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信安街道斗潭未来社区的居民在“邻礼通·三民工程”小程序应用(下称“邻礼通”)上发出如是诉求。

一桩桩民众身边的小事看似“鸡毛蒜皮”,却真实地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中新网记者采访了解到,在柯城区,以“邻礼通”为牵引,诸多当地民众身边的“小事”正在被重视与解决。

“我在‘邻礼通’看到社区正面向暑期大学生招募志愿者,开展公益托管,帮助双职工社区居民缓解带娃的压力,就报名参加了。”近日,今年大二的斗潭未来社区居民翁星月说,和她一样,眼下有十多名大学生志愿者正在社区帮忙开设各类兴趣课程,陪伴青少年度过假期,让其父母安心上班。

在斗潭未来社区,越来越多民众“活跃”在“邻礼通”小程序应用上。该社区党支部书记李雯告诉中新网记者,从反映诉求到解决问题,“邻礼通”已基本形成由“民情沟通”到“为民服务”的回路闭环。

“社区工作需要重视居民的每一件‘小事’,从‘邻礼通’应用上线至今,我们已经通过应用办结事项30000多件。都说‘远亲不如近邻’,我们希望不管是居民家里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还是居民觉得社区哪里有问题需要改善、或者是居民觉得邻里之间有哪里沟通不畅,都可以得到及时回复与解决。”李雯说。

目前,“邻礼通”已集成“医保通”“南孔助残”“报事报修”“物业缴费”等40余项服务应用和场景。同时,在“邻礼通”的“民情档案”中,当地对残障人士、空巢老人等14类重点人群进行“红黄绿”分类管理,提供个性化服务。

例如,针对空巢老人,“邻礼通”对子女不在同城、身体不好的居民标注为红色;有子女在同城,但身体欠佳的居民标注为黄色;虽然独居但身体状况好的标注为绿色。网格员都会根据颜色的不同,定期上门看望。

斗潭未来社区工作人员(右)为社区独居老人送上新鲜蔬菜。 徐江琪 摄

“我70多岁的弟弟一个人住,这里的社工常常会上门关照他,给他送菜送水果。”今年82岁的阎乐山是归国华侨,曾旅居加拿大近20年。回衢州定居后,他就一直在斗潭社区开展公益性质的书法培训。“我会写毛笔字,能开个班聚聚人气,我很快乐。关心、关爱都是互相的。”

不仅在城市,今年7月,柯城区将“邻礼通”推广至农村地区。作为第一批“用户”,当地万田乡上蒋村党支部书记蒋峰告诉记者,几天前,自己在“邻礼通”收到一条村民上传的报修事项:“村篮球场的路灯好像坏了,总是一闪一闪。”

上蒋村的篮球场。 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我联系师傅很快就修好了。这段时间,村里正在推广‘全域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篮球场就是其中一个‘阵地’。特别是晚上,篮球场人很多,不能因为路灯的原因打消大家的热情。”蒋峰说。

在他看来,“邻礼通”最方便之处,还是实现村民信息、待办村务一屏可掌、一目了然。

“比方说,我需要统计村民的一些信息,可以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看到,不用回办公室看,也不用手写登记,节省了很大的工作量。”蒋峰说,村务信息的数字化正帮助村干部更好开展工作,助推了乡村的高质量发展。

如其所言,“邻礼通”起源于2009年衢州在推动农村工作中探索创新的一项有效机制——以“建立民情档案、定期沟通民情、为民办事全程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三民工程”相关做法。后来,该市发现‘民情底数不清,民情的沟通不畅,民意服务不优’的问题同样出现社区。

为此,近年来柯城区以打造“三民工程”升级版为目标,聚焦现代社区建设,数字赋能打造“邻礼通·三民工程”数字化应用,旨在为居民提供优质集成服务,全面提升现代社区治理水平。

日前,柯城区委书记蒋国强对中新网记者说,“邻礼通·三民工程”应用是推动发展、优化治理、完善服务、促进稳定的重要载体和抓手。未来,柯城区各级各部门将牢记殷殷嘱托,走深走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在优化线上功能、落实线下机制、强化工作闭环等方面下功夫,打造新时代“三民工程”升级版。

中新网记者观察发现,中国城市化进程下,民众感慨“虽然住进高楼整洁美观,但是少了村前村后的热闹劲、街坊邻居的人情味”;社区工作者也苦恼“治理过程中居民真实数据与需求难掌握,精准服务难开展”。

从基层应运而生的“邻礼通”不仅在服务端优化了民众的社区互动体验,还在管理端构建了基层治理的数字化场景,逐步探索出一条从“为民众解决好每一件身边事、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到“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路径,全面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完)

东亚礼乐文明的交流互鉴——评《东亚〈家礼〉文献汇编》

《东亚〈家礼〉文献汇编》,吴震 / [日]吾妻重二 /[韩]张东宇 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

中华礼乐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举世瞩目,从“六经”到“四书”,从孔子以仁释礼,到朱子礼理双彰,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吴震、吾妻重二、张东宇共同主编的《东亚〈家礼〉文献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并于2021年入选“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出版专项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汇编》于2024年初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丛书十三册,收录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以汉文撰写的《家礼》文献共五十一种。《汇编》由“总序”“凡例”“《家礼》文献”“后记”四部分构成,每种《家礼》文献前都附有“解题”,对作者情况、版本信息、主要内容、流布影响、研究状况等都作了详细介绍。《汇编》为当今学界研究东亚《家礼》的流传、演变、影响等,提供了坚实且丰富的文献资料。

一、《汇编》视野前瞻、立意高远,多维扩展《家礼》研究视域

《家礼》是朱熹参酌古礼、随顺时俗,在吸收司马光《书仪》、程颐礼学思想的基础上所完成的一部有关家族(宗族)的士庶礼仪范本。朱熹《家礼》的出世与传播,对宋代以降民间社会秩序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就其深度而言,《家礼》是宋代礼制下移的典范著作,它以构建士庶群体的仪礼规范为目标,将宗族建设与礼学思想融合为一,儒家礼仪从思想落实到生活、经典转化为常识,从而构建起一套相对完善的从冠、婚、丧、祭到日用生活的士庶家族仪礼规范体系,转变了士庶群体的礼仪实践方式。朱熹在《家礼》中创造性设立的祠堂制度最能展现这一突破,此举克服家庙世官世爵的限制,厘清北宋以来官僚群体家族祭祀的混乱,以实现“尊祖敬宗,报本返始”的宗族建构。就其广度而言,朱熹《家礼》不仅深刻影响其后的元、明、清三朝,而且辐射到朝鲜、琉球、越南、日本等国家,产生了极具地域特色的《家礼》研究性、实践性著作。

学界过去对朱子的研究,多集中在哲学或伦理道德层面,与之相比,作为朱熹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家礼》及《家礼》本身的发展流衍,关注度依然不够。欧美学界,伊佩霞教授较早翻译并从儒家文化与礼仪实践的角度研究了《家礼》[1],但响应与深入讨论者仍然寥寥。作为《汇编》主编之一的吾妻重二教授,洞察到《家礼》影响之深、广与当下研究之初、浅的不匹配现状,曾在其多本论著中反复强调《家礼》的重要性,并呼吁学界对《家礼》展开相关研究工作。[2]事实上,在《汇编》的“总序”中,同样展现出吾妻教授对目前《家礼》研究不足所抱有的深切关怀:“总而言之,我们还有两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儒家和朱子学中的礼仪实践问题,以及‘家礼’在东亚各国的接受和转变问题。”[3]以上是《汇编》的根本关切处,即通过对东亚《家礼》文献的搜集,为学界进一步研究《家礼》的发展、影响开拓道路。

值得关注的是,《汇编》将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四国《家礼》文献优选集成,此种编纂形式背后显示出编者将东亚视作“一种视角或方法,来审视其中各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多元性特征”[4],以文化多元立场构建东亚家礼学的努力。“礼,以时为大。”《家礼》起源于中国,后传播至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在异域生根发芽,也结出不同果实。因此,《汇编》收录东亚四国《家礼》文献的目的在于打破“一国史”的局限与狭隘,避免陷入“中心对边陲”“一元对多元”的独断境地,从而以宏观的视野考察东亚各地域家礼学之间的互动与融合,以“原生态”的家礼学为出发点,疏通经本土化转化或思想再生产之后而逐渐形成的朝鲜、日本、越南诸国家礼学,肯定东亚各国之间《家礼》乃至朱子学的独特性与丰富性,为东亚诸国《家礼》研究展开进一步平等对话的可能。[5]同时,当我们强调东亚文化多元发展时,不能忽视东亚各国文化之间仍然具有某种“一体”性存在,而《家礼》文献、家礼学在东亚的展开也是对东亚“文化上彼此认同的基础”[6]的一种解答。可以说,《家礼》为东亚各国共同搭建了一个充分交流、相互争辩的平台,而东亚各国又在这种交融、争鸣中走出自己的独特之路。

二、《汇编》文献选本精良,为学界研究东亚《家礼》提供优质版本

从史料与特色来看,《汇编》所收录的文献底本优良、珍贵,《汇编》团队从各地广搜异本,底本来源往往不为本国所限。底本来源有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东京大学、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关西大学、冈山大学、东京国立公文书馆、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九州大学、大阪大学、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花园大学、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延世大学、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法国远东学院、越南汉喃研究院等机构,可见其底本来源丰富。其中刊刻次数较多、版本较多的《家礼》文献往往又经过东亚《家礼》研究团队专家择优并反复校勘、考证。下举五例加以说明[7]。

中国《家礼》篇的吾妻重二《家礼》汇校本,先后载于《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与《〈朱子家礼〉宋本汇校》两书,此本《家礼》以现存最早、最接近《家礼》原本的周复本为底本,并以洪氏公善堂覆宋刊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纂图集注文公家礼》、《朱子成书》所收《家礼》、《性理大全》所收《家礼》、明版《家礼》、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家礼》、《校订朱子家礼》、和刻本浅见絅斋校点《家礼》九本为校本,可谓网罗众家。经吾妻先生重新汇校后的《家礼》,“可称‘定本’矣”[8]。

《纂图集注文公家礼》以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纂图集注文公家礼》足本为底本,并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刻《家礼》五卷杨注附录本、上海图书馆所藏《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十卷本为参校本。对于文本中模糊处,依照行文前后语境、版印遗痕以及毛晋汲古阁旧藏宋刻《文公家礼集注》残本、周复本补。

《文公家礼仪节》现存版本多至数十种,但早期版本错讹甚多,或文字模糊不清,或存在缺页等。相较而言,万历三十六年常州府推官钱时刊本印制清晰精美、错讹较少,且该本在后世翻刻较多。故对《文公家礼仪节》的校勘以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万历三十六年常州府推官钱时刊本为底本,以哈佛大学所藏弘治三年顺德知县吴廷举刊本、正德十二年明直隶太平府赵维藩刻本、正德十三年常州府重刊本为参校本。

《文公家礼仪节正误》一书,在日本有四家所藏,分别为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本、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所本、静嘉堂文库本、无穷会本。编者详细参考对比诸本,选择最好文本作底本。其中,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本为写本,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所本为精写本,对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本内容进行订正,有砂笔句读,并于栏外用砂笔加以订正。而静嘉堂文库本、无穷会本虽都与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所本同为一个系统,但是两本都在内容上有缺失,甚至静嘉堂文库本有错页与缺页现象,两本非为善本。故选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所藏本为底本。

《家礼考证》以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为底本,并参考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所藏江户抄本,底本中的异体字,整理时多改为通行繁体字。底本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及阙处,则参考抄本。

此外,在中国《家礼》篇,《家礼集说》《家礼节要》《家礼酌》等文献并无目录;朝鲜《家礼》篇,《退溪先生丧祭礼答问》《家礼考证》《家礼辑览》《家礼辑要》等文献并无目录。《汇编》研究团队皆添加之,以飨读者。同时,《汇编》亦收录诸罕见文本,如《祭奠私仪》,东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所藏林鹅峰手稿本,此本原为昌平坂学问所所藏,是林家代代相传的珍贵写本;《慎终疏节通考》《追远疏节通考》二书的底本是冈山大学附属图书馆池田家文库所藏写本,是极其罕见的文本。[9]对海外稀缺文本的收集有助于更加全面把握《家礼》发展情况。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10]不止于读书,文献版本的优劣与否对学术研究同样重要,“版本误选或因对版本的不理解而产生错误的叙述,所造成的影响才是最最令人担忧的”[11]。编入《汇编》中的诸文献,都经过严格且精细的版本筛选、校勘、考证工作,从而为学界研究东亚《家礼》提供了坚实、优质的史料支撑。

三、《汇编》反映了南宋以降《家礼》在东亚的历史变迁与不同特征

从体系和内容上看,《汇编》所精选的五十一种《家礼》经典文献,能够深刻反映《家礼》在东亚地区流布、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脉络与发展特征。编者力图以精要的文献呈现出东亚各地区内部《家礼》发展的不同类型;同时,东亚各国《家礼》文献基本按照著者生年先后排列,前代对后代文献、同时期文献之间皆有深刻的影响,使这些文献成为《家礼》发展史中的一个环节。

中国《家礼》篇,收录《家礼》文献共13种,涉及宋、元、明、清四代,以文献汇编的方式,勾勒出《家礼》的发展演变线索。宋代《家礼》共有两本,其一为吾妻重二汇校本,此本是由当代学者吾妻重二先生以周复本为底本,参照历代众本所校对出的目前最接近祖本的《家礼》定本,以最为接近《家礼》真实面貌之文本作为中国篇以及整个《汇编》的首章;其二为《纂图集注文公家礼》,此本与周复本同样源于杨复附注本,其又成为《朱子成书》本、《性理大全》本的源头文献,对后世朱子《家礼》文献改编、增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元代《浦江郑氏家范》是《家礼》与治族经验完美结合的范例,郑氏家族通过施行《浦江郑氏家范》,在宗族治理上取得了极大成功,对《家礼》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明清时期是《家礼》的繁盛期,《性理大全》本《家礼》的出现,意味着《家礼》作为官方认定的文本的正式登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家礼》成为官方所颁布的礼典,同时《性理大全》本的出现,几乎规定了明代以后各种《家礼》刻本的重要走向,并进一步影响到朝鲜和日本《家礼》的刊刻和传播。其后诸儒,为了使《家礼》能够在现实中得到进一步落实,便开始对《家礼》文本进行不同程度的损益,进而形成类型丰富的《家礼》文献,并逐步展现出《家礼》文本发展的不同特点,如《家礼节要》《四礼初稿》《四礼约言》《家礼会通》,皆反映出《家礼》在发展过程中的简约化、通俗化、礼俗互动化;《家礼集议》反映出家谱对《家礼》“因利乘便”的改造;《满洲四礼集》则体现了满汉礼仪文化的新融合。

日本《家礼》篇,收录江户时期《家礼》文献共25种,作为《汇编》主编之一的吾妻重二先生编有《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一书,此书共九册,自2010年至2019年陆续出版完成,是当代日本家礼研究的扛鼎之作,《汇编·日本篇》应当是由《集成》损益而来。据学者分类,江户时代的《家礼》文献,大致有两大类别,“一类为《家礼》和刻本”,“一类为江户时代知识人依《家礼》生命仪有所创改的礼书”。[12]在日本《家礼》篇文献的选取上,《汇编》对此两种主要文献类型皆有反映,且为日本《家礼》文献之代表。《新刻性理大全·家礼》、浅见絅斋校点《家礼》皆属于《家礼》和刻本。对《家礼》丧祭二礼阐发的文献,如《慎终疏节 追远疏节》《慎终疏节通考 追远疏节通考》《丧礼略私注》等;对《家礼》仪节考证与注疏的文献如《朱子家礼笔记》《家礼仪节考》《文公家礼仪节正误》等;江户朱子学者自创的符合本土礼俗的文献,如《泣血余滴》《祭奠私仪》《葬礼考》《丧祭私说 幽人先生服忌图附》《深衣图解》等,皆属于江户时代知识人依《家礼》生命仪有所创改的礼书一类。日本《家礼》篇的诸文献,能够较为全面的反映出日本《家礼》的发展特点。

朝鲜《家礼》篇,收录《家礼》类文献共7种,横跨十六至十九四个世纪。《退溪先生丧祭礼答问》开创朝鲜时代《家礼》研究的先河,成为日后朝鲜礼学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料。以退溪为代表的岭南学派与李珥开创的畿湖学派通过不断论争、考辨将《家礼》研究不断深化,如果说《退溪先生丧祭礼答问》尚处于理解《家礼》阶段,那么其后的《家礼辑览》《家礼考证》,则使十六世纪后朝鲜《家礼》研究迈入考证阶段。《礼疑类辑》对《家礼》的行礼规范进行增修改订,是朝鲜后期“变礼书”的代表性著作。《四礼便览》《四礼家式》,注重于《家礼》实践层面,将《家礼》的名物度数的原始含义及其渊源与朝鲜时代的乡土风俗相结合,是朝鲜“行礼书”的主要代表。[13]

越南《家礼》篇,收录文献4种,四种文献具有一共同特点,即整理《家礼》仪文,并以《家礼》为基准,试图以中华仪式改造越南之流俗。《三礼辑要》包含家庭礼仪与部分王朝礼仪,并试图全面引进以《家礼》所代表的中国礼仪;《四礼略集》考证《家礼》,不流于俗,并试图以《家礼》改变《寿梅家礼》所造成的弊端;《文公家礼存真》致力于解决《家礼》记载中所具有的疑义,刨除杂俗和佛教的影响,以重现真正的儒教丧葬礼仪;《家礼略编》以中国的古礼与《家礼》为基准,并兼顾越南国情和习俗,其基本立场显示了回归儒教原貌的主张。这些文献的撰写时间,多集中于《寿梅家礼》刊刻流行之前后,反映了越南《家礼》发展的另一面向。

四、《汇编》为家礼学多维度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支撑

文献史料,在学术研究中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汇编》所提供的《家礼》文献,涵盖了中国、朝鲜、日本、越南东亚四国共五十一种文献,极大丰富了家礼学研究的原始文献。内容夯实的文献史料能够为学者提供多面向、多维度的研究思路。

首先,《汇编》为我们更加精确疏通《家礼》文献版本的演变脉络、分布情况提供文献支持。《家礼》版本众多,且版本之间内容存在差别,而诸版本之间经过刊刻、传播又形成了不同版本系统。因此,可以利用《汇编》中丰富的《家礼》文献,了解《家礼》在流传过程中所出现的每一版本的版刻特征、刊刻年代、递藏源流,以纵向梳理各版本的先后传承关系,了解《家礼》文献传播史。同时,《汇编》也为研究其他著作的传播提供文献支撑。《汇编》中包含大量的《家礼》考证类著作,这些著作的论证材料,除包含普遍性的礼书、史书、事典文献外,另有特殊文献,如日本著作《家礼仪节考》广泛引用中国的《万姓统谱》《国语注》《事文类聚》《古今韵会举要》《文献通考》《云麓漫抄》《金台纪闻》《通雅》等文献,朝鲜的《家礼考证》等文献;日本著作《朱子家礼笔记》包含有朱熹的《文集》和《语类》、二程和张载的著作、《文公家礼仪节》《家礼正衡》《性理大全》等中国文献,《家礼考证》等朝鲜文献,《文会笔录》《家礼师说》等日本文献;越南著作《四礼略集》除参照中国《礼记集说大全》《性理大全》《大明会典》《渊鉴类函》等官方敕撰书,《名臣言行录》《文献通考》等史政书,《家礼正衡》《读礼通考》《家礼铨补》《四礼翼》《家礼辨正》等礼书外,还涉及《齐家实要》《留青新集》《疑难帖式》等日用类书。而这些文献传播的背后,其实质彰显了东亚各国文化的多元互鉴,“一切文化的历史都是文化借鉴的历史”[14],文本在流通传递中又展现出各国文化的相互吸收与碰撞。

其次,《汇编》为学界进一步了解各国《家礼》具体发展状况、研究特点提供文献支持。在《汇编》所收录的文献中,含有大量的“变礼”仪节,如中国的《四礼约言》《家礼会通》《满洲四礼集》,日本的《泣血余滴》《祭奠私仪》,朝鲜的《礼疑类辑》,越南的《家礼略编》。通过对《家礼》文本中“变礼”仪节的研究,能够更为深刻地揭示出《家礼》与不同文化、政治、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建构关系;同时,对《家礼》在传播过程中变与不变内容的厘清,也为学界进一步审视“多元一体”东亚文化的具体内涵提供新路径。

最后,《汇编》收录的文献不仅能够为家礼学的多维度研究提供重要的材料支撑,而且其中所展现的礼学思想、礼学实践对促进当代中国积极实现“礼学的现代性转化”以及东亚各国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现代东亚国家中,保留《家礼》实践较深的当属韩国,很多婚礼、丧葬、祭祀活动依然以《家礼》为指南,除韩国之外,中国台湾地区、越南等地同样保留着《家礼》的某些传统[15]。同时,在具体仪式之外,《家礼》中仁爱、宽厚、勤劳、节俭、守法、奉公、敬业、尊老、慈幼、敬学等内容则是超越时代、地域的优秀价值理念,它们与现代化事业不相冲突,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此基础上凝练和概括出来的。[16]那么,如何将具体的礼仪与普遍的价值理念相互结合,则成为东亚各国彼此汇通、共同探索的伟大主题。

结语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由吴震、郭晓东主编的《视域交汇中的经学与家礼学》已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收录了来自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四国19位学者的“东亚家礼学”论文,集中探讨了东亚各国《家礼》书的传播、发展、变化等系列议题[17],《视域交汇中的经学与家礼学》与《东亚〈家礼〉文献汇编》同属“东亚地域《朱子家礼》文献整理及其思想研究”项目之下。两书分别从思想和文献两个方面,为学界逐渐开创出“东亚家礼学”这一研究新视域,相信今后的“东亚家礼学”研究也会随着文献的逐步丰富、学术视野的开阔、观点的不断深化而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此套《汇编》在文献的收集上可谓下足功夫,研究团队由四国人员组成,文献整理、点校亦颇为尽心,是极为出色的文献整理丛书。但世上无十全十美之书,《汇编》在文献的搜集上依然存有某种遗憾,正如吾妻重二与吴震两位先生所坦言:“由于本汇编旨在向中文学界提供《家礼》文本,因此我们只选择了汉文著作,但实际上还有许多以日语、喃字、韩语等书写的《家礼》文献。例如,越南的《寿梅家礼》是越南最广泛使用的《家礼》文献,现在还能在书店买到其越南语译本,但其中多用喃字,所以在此不得不舍弃。”[18]“韩国《家礼》的文献浩如烟海,张东宇教授最初推荐的共有十四部,但是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发现这部分的字数远远超过了中国宋元明清《家礼》文献和江户日本《家礼》文献的份量,为求字数的总体平衡,不得已仅收录了七部韩国《家礼》文献,即便如此,其一百七十多万字的份量也超过了中国和日本。”[19]虽文献未全,但却极具代表意义,依然能够彰显越南、韩国(朝鲜)家礼学的主要面貌与独特价值。

总之,《汇编》的出版,一方面弥补了东亚《家礼》研究中的文献资料的不足,为未来《家礼》研究的繁荣与现代转换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基础。另一方面,我们期待主编团队能够在此辑《汇编》合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未来能够连续出版第二辑、第三辑,为进一步推动东亚礼乐文明的交流互鉴以及合作研究继续贡献力量。

殷慧,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刘文鹏,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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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brey, Patricia Buckley. 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2] 吾妻重二先生在《朱熹〈家礼〉实证研究·序》中言:“事实上,《家礼》一书作为‘冠婚丧祭’之仪礼的实施手册,自宋代以降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对于《家礼》所具有的这层意义,在此之前并没有受到充分的关注。(吾妻重二著、吴震编:《朱熹〈家礼〉实证研究》,吴震、郭海良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在《〈朱子家礼〉宋本汇校·序》言:“《家礼》一书是南宋朱熹所撰,是‘冠婚丧祭’礼仪的实施手册,在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朱子学的广泛渗透,《家礼》也成为人们所熟知的书,很多人都按着《家礼》所述进行了儒教的日常礼仪。然而,《家礼》的这种意义,在过去并没有受到充分的关注。”(朱熹撰、吾妻重二汇校:《〈朱子家礼〉宋本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页)在《爱敬与仪章: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中言:“随着朱子学的普及,《家礼》不仅在中国广泛流传,而且远播至近世东亚地区。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有关《家礼》的接受、改造之方法及其作用等情况,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的解释。”(吾妻重二著:《爱敬与仪章: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吴震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20—21页)

[3]吴震、吾妻重二、张东宇主编:《东亚〈家礼〉文献汇编·总序》(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2页。

[4]吴震:《东亚朱子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5]吴震:《中国善书思想在东亚的多元形态——从区域史的观点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吴震:《东亚朱子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吴震:《东亚朱子学: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展示》,《哲学动态》,2019年第1期。

[6] 葛兆光:《明朝后无中国——再谈十七世纪以来中国、朝鲜与日本的相互认识》,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基地ICIS编:《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別冊1》,大阪:关西大学,2008年,第24页。

[7] 此五例《家礼》文献的版本信息,分别载于吾妻重二:《家礼·解题》,吴震、吾妻重二、张东宇主编:《东亚〈家礼〉文献汇编》(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6—10页;姚永辉:《纂图集注文公家礼·解题》,吴震、吾妻重二、张东宇主编:《东亚〈家礼〉文献汇编》(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4—5页;姚永辉:《文公家礼仪节·解题》,吴震、吾妻重二、张东宇主编:《东亚〈家礼〉文献汇编》(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5—7页;吾妻重二撰、董伊莎译:《文公家礼仪节正误·解题》,吴震、吾妻重二、张东宇主编:《东亚〈家礼〉文献汇编》(第七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4页;韩在勋撰、林海顺译:《家礼考证·解题》,吴震、吾妻重二、张东宇主编:《东亚〈家礼〉文献汇编》(第八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5页。

[8] 朱杰人:《〈朱子家礼宋本汇校〉与吾妻重二的〈朱子家礼〉研究》,《国际儒学(中英文)》,2021年第2期。

[9] 此两例《家礼》文献的版本信息,分别载于吾妻重二撰、董伊莎译:《祭奠私仪·解题》,吴震、吾妻重二、张东宇主编:《东亚〈家礼〉文献汇编》(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3页;吾妻重二撰、董伊莎译:《〈慎终疏节通考〉〈追远疏节通考〉·解题》,吴震、吾妻重二、张东宇主编:《东亚〈家礼〉文献汇编》(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5页。

[10] 张之洞著,范希增补正,孙文泱增订:《增订书目答问补正》,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页。

[11] 叶纯芳:《理解版本的方法与效用》,《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四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0页。

[12] 彭卫民:《二十五种江户时代稀见〈家礼〉写本解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1年第5期。

[13] 张东宇先生曾对朝鲜时代《家礼》书进行系统整理,并将其分为考证、变礼、行礼、谚解四类,其中考证类77种、变礼类72种、行礼类139种、谚解类4种。因此,朝鲜篇所选《家礼》文献,亦可代表朝鲜时期主要的《家礼》文献类型。分类可参见张东宇:《朝鲜朝后期变礼书的发展:以〈礼疑类辑〉为中心》,吴震、郭晓东主编:《视域交汇中的经学与家礼学(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890—904页。

[14] 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309页。

[15]吾妻重二:《吾妻重二谈〈朱子家礼〉及东亚家礼文化》,载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16] 杨华:《中国古代的家礼撰作及其当代价值》,《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17] 吴震、郭晓东主编:《视域交汇中的经学与家礼学(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18] 吴震、吾妻重二、张东宇主编:《东亚〈家礼〉文献汇编·总序》(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18页。

[19] 吴震、吾妻重二、张东宇主编:《东亚〈家礼〉文献汇编·后记》(第十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3页。